在这个诗歌日益被降级到知识的水平的时代，我坚持的是诗人写作。其实这是不言自明的。世界在诗歌中，诗歌在世界中。因为诗歌来自大地，而不是来自知识。写作的“在世界中”乃是一种常识。从杜甫到曹雪芹，汉语从不以为它是在世界之外写作，是为了“被翻译”与某种知识的“接轨”而写作，但这一常识今天已成了少数智者在坚持的真理。在今天，普天下，都是渴望着接轨的人群与他们的知识分子。就像云南森林中的黑豹那样，“在世界中写作”的人已经几乎绝迹。这个充满伪知识的世界把诗歌变成了知识、神学、修辞学。真正的诗歌只是诗歌。真正的诗人从来不会偏离这一点，不会被别的什么可以立即兑现在时代中的招摇过市的写作所迷惑。诗人拥有的难道不仅仅就是诗人写作么？难道还有比诗人写作更高的写作活动么？诗人写作乃是一切写作之上的写作。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而不是知识的写作。在这里，我所说的神性，并不是“比你较为神圣”的乌托邦主义，而是对人生的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
诗人写作是谦卑而中庸的，它拒绝那种目空一切的狂妄，那种坚硬的造反者、救世主的姿态。它也拒绝那种悲天悯人或愤世嫉俗的“生不逢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类的奴隶姿态。诗人写作与人生世界是一种亲和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它不是要改造、解放这个世界，而是抚摸这个世界。在诗人写作中，世界不是各类是非的对立统一，而是各种经验和事物的阴阳互补。天马行空，然而虚怀若谷。
当世界面临普遍地被克隆于某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图式，纳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之际，诗人是人群中唯一可以称为神祗的一群。他们代替被放逐的诸神继续行使着神的职责，他们就是活在人群中的五百罗汉。诗人决不可以妄言拯救，他不可以踞傲自持，他应当知道，他并不是神，他只是替天行道，他只是神的一只笔。在此时代，诗人如果要拯救的话，只是从此时代的知识中拯救他自己。
诗人写作反对诗歌写作中的进化论倾向。诗人不可以以为最好的诗歌总是在未来，在下一个时代。诗歌并不是日日新的。诗歌不是进化的。伟大的诗歌从过去到今天都是伟大的诗歌，这种在诗歌中的一成不变、这种原在性，就是诗歌的神性，诗人就是要在他自己的时代把这种不变性，亦即“永恒”昭示于他自己时代的人，它应当通过“存在”的再次被澄明让那些无法无天的知识有所忌讳，有所恐惧，有所收敛。让那些在时代之夜中迷失了的人们有所依托。如果大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原天地之美”，如果大地已经没有能力依托自己的“原在”，那么这一责任就转移到诗人身上。诗人应该彰显大地那种一成不变的性质。在此崇尚变化、维新的时代，诗人就是那种敢于在时间中原在的人。
诗歌的“在途中”，指的是说话的方法。诗歌是穿越知识的谎言回到真理的语言活动。
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富于诗性的语言，汉语与世界的关系是抚摸的关系，汉语的性质是柔软温和的。它与人生世界的关系不是批判对立，不是发现征服的关系。在此批判盛行的时代，诗人写作尤其要清醒地意识着这一点。
我不能像王维、李白、杜甫、苏轼那样是“存在着”的诗人。我的写作命运是批判的批判。
对于诗人写作来说，我们时代最可怕的知识就是某些人鼓吹的汉语诗人应该在西方诗歌中获得语言资源。应该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这是一种通向死亡的知识。这是我们时代最可耻的殖民地知识。它毁掉了许多人的写作，把他们的写作变成了可怕的“世界图画”的写作，变成了“知识的诗”。诗人写作与西方诗歌的关系，是“藏天下于天下”的关系。我当然尊重西方的诗人，但这种尊敬仅仅是对同行的尊重。他的诗，我读过。
我以为，世界诗歌的标准早已在中国六、七世纪全球诗歌的黄金时代中被唐诗和宋词所确立。这个黄金时代的诗歌甚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诗的国家，诗歌成为人们生活的普遍的日常经验，成为教养。它构成了人们关于“诗”这个词的全部常识和真理。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再次达到这些标准。我当然不是叫诗人们去写古诗，我们要探索的只是再次达到这些标准的方法。
把中国传统上的那些伟大的诗歌圣哲和他们的作品仅仅看成死掉的古董。这是一种蒙昧的知识。在我看来，它们———唐诗宋词，乃是汉语诗人常青的生命之树。
诗人应当怀疑每一个词。尤其当我们的词典在二十世纪的知识中被浸渍过。
诗歌的标准总是在语言上，如何说上，说得如何上。这一点古代诗论已经讲得很清楚。只有伪诗人会在说什么上玩小聪明。说什么把诗歌变成了是非之争、价值之争、立场道德倾向之争。
诗歌自有诗歌的真理。诗歌的真理就是古典诗歌中已经确立的那些关于诗歌的标准，这些标准在司空图、欧阳修、姜夔、王若虚、王国维等的诗论中有着精辟的论述。衡量诗歌的标准，在今天依然是《诗品》中归纳的那些：雄浑、冲淡、高古、自然、豪放、缜密、飘逸、旷达、流动……。
（这是作者为即将由台湾唐山出版社出版的诗集《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写的自序，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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